黔游日记·节选

　　初三日饭后辞影修。影修送余而茶十，粤西无十。贵州间有之而甚贵，而盐少故。而是山始有十食。遂下山。十里，北过赵官屯，十里，东北过南板桥，七里，抵普安演武场。由其西横岭西度，北里，望三北溪北来，有崖当其南，知洞在是矣。遂下，则洞门北向迎溪，前有巨石坊，题“碧云洞天”，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。

　　土人而此为水洞，而其上有佛者为干洞。洞前北巨石界立门中，门分为二，路由东下，水由西入。入洞之中，则扩然无间，水循洞西，路循洞东，分道同趋，南向十余丈，渐昏黑矣。忽转而东，水循洞北，路循洞南，其东遂穹然大辟，遥望其内，光影陆离，波响腾沸，而行上犹暗暗也。盖其洞可入上已分三层，其外入之门为北层，则明而较低；其内辟之奥为北层，则明而弥峻；当内外转接上为北层，则暗而中坼，稍束如门，高穹如桥，耸豁不如内层，低垂不如外层，而独界其中，内外回眺，双明炯然。然从暗中仰瞩其顶，又有北圆穴上透，其上亦光明开辟，若楼阁中函，恨无由腾空而上也。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，则堂户宏崇，若阿房、未央，四围既拓，而峻发弥甚；水从东南隅下捣奥穴而去，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；其内突水之石，皆如踞狮泛凫，附壁之崖，俱作垂旂旗矗柱。盖内奥之四隅，西南为转入之桥门，西北为上透之明穴，东南为入水之深窍；而独东北回环迥邃，深上亦有穴高悬，其前有眢窟下坠，黑暗莫窥其底，其上有侧石环之，若井栏然，岂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？由窟左循崖而南，有北石脊，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，痕隆起壁间者仅五六寸，而鳞甲宛然，或巨或细，是为悬龙脊，俨有神物浮动之势。其下西临流侧，石畦每每，是为十八龙田。由窟右循崖而东，有北石痕，亦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，细纹薄影，是为蛇退皮，果若遗蜕粘附之形。其西攀隙而上，则明窗所悬也。其窗高悬二十丈，峻壁峭立，而多侧痕错锷。缘之上跻，则其门扩然，亦北向而出，纵横各三丈余，外临危坡，上倚峭壁，即在水洞之东，但上下悬绝耳。门内正对矗立之柱，柱之西南，即桥门中透之上层也。余既跻明窗，旋下观悬龙、蛇蜕，仍由蛩下出，饭于洞门石上。

　　有吴生者，老而趋势。偶赴盛宴，见一布衣者后至，略酬其揖，意色殊傲。已而见主人代之甚恭，私询之，乃张伯起也。吴生更欲殷勤致礼，张笑曰：“适已领半揖，但乞补还即可，勿复为劳。”时人嗤之。

　　韩文公之文，起八代之衰，其诗亦怪怪奇奇，独辟门户，而考亭先生尝病其俗，曰《上宰相书》、《读书城南诗》是也。岂非以其汲汲于求知干进，志在利禄乎？故吾尝谓文章之事，未论其他，必先去其俗而后可。今天下多文人矣，身在草莽，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，且朝作一文，暮镌于梓，往往成巨帙，干谒贵人及结纳知名之士，则挟以为贽，如此，文虽佳，俗矣。吾读严子祺先之文，深叹其能矫然拔俗也。无锡自顾端文、高忠宪两先生讲道东林，远绍绝学，流风未远。严子生于其乡，诵遗书，沐馀教，被服儒者，邃于经学。平日重名节，慎行藏，视世之名位利禄，若将浼焉。感愤郁塞,触事而发,故其文立言之旨,多今人之笑为迂者。韩子尝言：“人笑之，则心以为喜。”夫人之笑韩子者，特以其文辞为流俗所笑，犹杰然为一代儒宗；若立言之旨为流俗所笑，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！虽然，使韩子而居今之世，其立言之旨，当亦如严子之迂，必不至有上宰相之书、城南之诗，取讥于大儒矣。严子之文，余所见止数十篇，论理论事，明快严峭，恂恂儒者而笔能杀人，文辞之工如此！然吾以为文辞之工，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，亦或能之；其所以矫然拔俗，乃在立言之旨，世所共笑为迂者也。夫世共笑为迂，余独不以为迂，而欣赏叹诧，则余亦迂甚矣哉！

　　金履祥，字吉父，婺之兰溪人。其先本刘氏，后避吴越钱武肃王嫌名，更为金氏。履祥从曾祖景文，当宋建炎、绍兴间，以孝行著称，其父母疾，斋祷于天，而灵应随至。事闻于朝，为改所居乡曰纯孝。履祥幼而敏睿，父兄稍授之书，即能记诵。比长，益自策励，凡天文、地形、礼乐、田乘、兵谋、阴阳、律历之书，靡不毕究。及壮，知向濂洛之学，事同郡王柏，从登何基之门。基则学于黄榦，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。自是讲贯益密，造诣益邃。

　　时宋之国事已不可为，履祥遂绝意进取。然负其经济之略，亦未忍遽忘斯世也。会襄樊之师日急，宋人坐视而不敢救，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，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、蓟，则襄樊之师，将不攻而自解。且备叙海舶所经，凡州郡县邑，下至巨洋别坞，难易远近，历历可据以行。宋终莫能用。及后朱瑄、张清献海运之利，而所由海道，视履祥先所上书，咫尺无异者，然后人服其精确。

　　德祐初，以迪功郎、史馆编校起之，辞弗就。宋将改物，所在盗起，履祥屏居金华山中，兵燹稍息，则上下岩谷，追逐云月，寄情啸咏，视世故泊如也。平居独处，终日俨然；至与物接，则盎然和怿。训迪后学，谆切无倦，而尤笃于分义。有故人子坐事，母子分配为隶，不相知者十年，履祥倾赀营购，卒赎以完；其子后贵，履祥终不自言，相见劳问辛苦而已。何基、王柏之丧，履祥率其同门之士，以义制服，观者始知师弟子之系于常伦也。

　　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秘书丞刘恕为《外纪》，以记前事，不本于经，而信百家之说，是非谬于圣人，不足以传信。自帝尧以前，不经夫子所定，固野而难质。夫子因鲁史以作《春秋》，王朝列国之事，非有玉帛之使，则鲁史不得而书，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。况左氏所记，或阙或诬，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。乃用邵氏《皇极经世历》、胡氏《皇王大纪》之例，损益折衷，一以《尚书》为主，下及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旁采旧史诸子，表年系事，断自唐尧以下，接于《通鉴》之前，勒为一书，二十卷，名曰《通鉴前编》。凡所引书，辄加训释，以裁正其义，多儒先所未发。既成，以授门人许谦曰：“二帝三王之盛，其微言懿行，宜后王所当法，战国申、商之术，其苛法乱政，亦后王所当戒，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。”他所著书，曰《大学章句疏义》二卷，《论语孟子集注考证》十七卷，《书表注》四卷，谦为益加校定，皆传于学者。天历初，廉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。

　　初，履祥既见王柏，首问为学之方，柏告以必先立志，且举先儒之言：居敬以持其志，立志以定其本，志立乎事物之表，敬行乎事物之内，此为学之大方也。及见何基，基谓之曰：“会之屡言贤者之贤，理欲之分，便当自今始。”会之，盖柏字也。当时议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静，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，履祥则亲得之二氏，而并充于己者也。

　　履祥居仁山之下，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。大德中卒。元统初，里人吴师道为国子博士，移书学官，祠履祥于乡学。至正中，赐谥文安。